撰文：葛墨林（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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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先生
在1986年6月，杨振宁先生从香港飞到北京，应陈省身先生之邀到南开大学。因为陈省身先生1985年在南开大学建立了南开数学所，他请杨振宁先生在南开大学数学所办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室。
1985年，我从美国回到兰州大学。1986年的一天，我接到了杨振宁先生从香港给我打来的长途电话，那时候长途电话还是很少，他说要我86年的6月7号到北京饭店见他，有事情跟我谈。我问大概什么事，他说你知道不知道陈省身先生，我说知道，但是没有见过面，只知道陈先生是一个很著名的大数学家。他说你是否知道陈先生在南开办了一个数学所？我说听说过，但是并不知道详细的情况。他说好，你到北京来，我们谈谈关于数学所里头的事情。
那一年6月7日我就到了北京饭店。杨先生说他想在陈先生的数学所里头办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室，就问我是不是可以到研究室去工作？我说当然好了，我很希望有这么一个机会，可是当时调动工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到了1986年9月，我虽然还没有正式调到南开大学，但是那时候理论物理研究室成立，我已经开始在那工作了。最开始的时候，杨振宁先生给我们确定方向，就是关于物理统计模型的精确解，和新发展起来的相应的数学物理领域的最新进展。因为我过去是做杨-米尔斯理论的，离这个方向很远，不知怎么入手。杨先生回美国以后，就给我们寄来了美国的著名学者Kauffman关于这方面的一个预印本，说这个方向很值得注意。于是我就开始学习入门。杨先生说，在数学所要有数学特点，但要密切结合物理。
到了1987年，杨振宁先生强调，当时在这方面的研究，要注意国际上非常著名的前苏联的法捷耶夫院士的学派。他说要沿这个方向开展研究，因为比较密切结合物理。他把法捷耶夫也请到了南开，给我们做报告，这样方向就比较明确了。我们就边学习边研究。
我问杨先生，为什么要做这个方向。他说1973年的时候来北京，他就做了两方面的报告，一个报告就是关于杨-米尔斯规范场(这个报告我当时有机会去听了)，这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北京以外的学界，包括谷超豪，李华中，我的老师段一士先生等等，就形成了研究杨-米尔斯规范场的一个队伍和一个主导方向。但是杨先生说他当时还讲了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用贝塔设定法，求解非线性模型，这是求一大类非线性可积系统严格解的一种方法，其实指的就是现在称为的杨-Baxter方程。他说这个方面讲完以后，国内没有人跟随去做，现在他在南开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就从这个方向再继续做下去。
我就问他，现在都已经86年、 87年了，您提的这个方向已经过了很长时间，这方面还能有大的发展吗？杨先生说，这一方向还有重要的发展，你们要抓紧做。从以后发展看，杨先生这预见真的很对，因为没有几年俄罗斯著名数学家德林菲尔就因为这一方面的研究得了菲尔兹奖。
有了明确的研究方向和领域，我们就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我们研究组在国内也没有什么名气，所招的研究生，基本上都是从东北师范大学和兰州大学，湖南师大等来的学生，当时南开大学的领导，包括校长母国光教授，他们真是非常的开放，真正的大胆改革。这些学生有的学籍在兰州大学，因为我从兰州大学到南开大学，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报研究生的时候还报的兰州大学，后来知道我到了南开，又跑到南开来找我。那时候南开大学就给了研究生住房，并给了他们许多学习方面的方便。理论物理室招收了东北师大来的7位博士生，有代表性的是薛康和孙昌璞（其后成为杨先生在国内合招的博士），因此杨先生同东北师大来往密切。
杨先生1993年，2001年和2006年三次访问东北师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1993年第一次杨先生到了长春，住在东北师大招待所。需要强调的是，杨先生访问大学，从来不住校外的高级的饭店，而这些学校的招待所连“星级”都不够。
杨先生在东北师大报告、座谈之后，我们去长白山天池旅行。当时交通不方便，记得先从长春乘火车，然后又乘坐汽车穿过长白山的林区，费的时间比较多，才到长白山。我记得非常清楚，杨先生这次从长春到长白山来回就都穿着那件浅紫色夹克，因为那是个秋天，我记得夹克已经洗得有点褪色。杨先生那时候年过70了，但是非常精神。爬长白山天池的时候，因为当时汽车还不能直达，需步行上山。最后那段是要爬斜坡，全是火山灰，大角度往上爬，一边爬一下往下溜，爬到天池岸边的时候往下一看，它有一个像甬道似的窄路，长约10米，两边是天池的湖水。我是不敢去，觉得太危险了。而杨先生自个儿兴趣特别高，他就自己走到终点，别人还给他照了相。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幕，是在回程时他停车的时候，走到路边爬上一个斜坡，有棵树，不太高，他爬到树上去，大伙给照了相，那件夹克很显眼，记得当时大家也都很开心。
